因为它摧毁的，不只是制度的公正性，而是一个民族对“公共”的基本理解。权力本应是公共事务的临时托付，是一种带着期限、责任与约束的社会工具。而一旦权力被私有，它便从“被授权的责任”，变成“可占有的资源”。此时，权力不再服务社会，而是反过来让社会为权力服务。国家不再是公共体，而沦为权力持有者的统治机器。权力私有的第一个后果，是制度的空心化。法律仍在，程序仍在，机构仍在，但它们不再约束权力本身，而只负责管理无权者。规则开始“认人”，正义开始“看脸”，制度从公共边界变成了等级屏障。表面上秩序井然，实则一切都在围绕权力的安全与延续重新排列。权力私有的第二个后果，是社会理性的系统性坍塌。在权力私有的结构中，真相是危险的，问题是多余的，批评是敌对的。任何提出问题的人都会被边缘化，任何指出错误的人都会被污名化，任何纠错机制都会被当作不稳定因素清除。社会逐渐丧失自我反思与自我修复的能力，只剩下不断重复的正确表态与集体性的自我欺骗。但最深的伤害，并不发生在制度层面，而发生在人身上。当权力成为私产，个体便会被迫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：能力不再是上升通道，关系才是。规则不再是行为边界，态度才是。良知不再是内在尺度，而是外在风险。久而久之，一个民族会形成稳定的心理结构：对权力敏感，对是非迟钝。对强者谦卑，对弱者冷漠。对原则保持警惕，对现实学会妥协。社会仍然在运转，但人格开始退化，精神开始萎缩。所以，一个国家衰亡最重要的原因，是权力脱离公共约束。权力之所以必须被限制，并不是因为人性的善恶，而是因为人性的脆弱。没有任何个人、家族或集团，能够在无限权力面前长期保持理性与克制。把民族的命运寄托在“好人掌权”的幻想之上，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危险的误读。因为历史反复证明，任何不允许被质疑的权力，都会走向私有。而任何走向私有的权力，都会把这个民族拖入长期的停滞与衰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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